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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振耀:公益行業的發展與社會需求不匹配

2018-05-16 13:50:00來源:公益時報

  ■ 本報記者 王會賢

  十年前的5月,時任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司長的王振耀在汶川指揮協調救災;兩年后,他從民政部社會福利與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的職位辭職,成立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。

  汶川十周年之際,撫今追昔,《公益時報》記者采訪了王振耀,聽這位政府與民間組織的“中間人”,講述當年救災經歷、十年公益之變以及他對汶川救援志愿者們的共勉之詞。

  社會組織發展水平與社會需求還不匹配

  《公益時報》:2008年的時候,您曾感慨汶川地震“把中國的慈善水平至少提升了十年以上”。十年之后的今天,怎樣評價汶川地震的影響?

  王振耀:現在回頭來看,不只提升了十年。當年中國全民投入救災,以前大家覺得慈善是少數富人的事,汶川地震后,大家都知道了,慈善是大眾的。正因為汶川地震救災激發出了民眾巨大的慈善熱情,才會有接下來各種政策調整,特別是針對大額捐贈。

  2016年《慈善法》出臺,(速度)其實遠遠超出了我們的預期。2008年,我在民政部任救災救濟司司長,那時候覺得慈善法怎么也得再等10年20年,或者可以先通過一個“慈善事業促進法”。沒想到只有幾年時間,就形成了社會共識。

  中國社會的大愛大善,汶川地震是一個集中的爆發點。這個爆發點有其基礎,一是中國經濟發展了,二是政府政策開放了,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發展慈善事業,及其它一系列政策發布,鼓舞了社會的慈善熱情。

  所以現在來看,當時說提升十年是保守了,根本沒想到很快就出現了百億捐贈、企業家裸捐,與國際公益領域的交流更頻繁,發展出社會企業、公益金融、綠色金融,一步一個大臺階。汶川地震的影響可以說非常長遠。

  《公益時報》:2008年中國社會組織力量還很弱小,他們是否承接住了社會的熱情和期待?

  王振耀:不僅當時沒有承接住,我覺得到現在也沒有。我們公益行業對社會的慈善熱情和期待,最多消化了20%。

  舉個典型的例子,很多城市在推廣志愿服務,老年人、青少年、醫療機構等很多方面都需要志愿服務,那么我們公益行業在提升志愿服務專業化方面,有多少幫助?跟一些境外機構在國內做的項目來比較,我們在專業性上差距很大。

  再比如,現在很多家族愿意以慈善作為傳承方式,而我們的服務在這方面是對接不上的。

  另外,慈善組織的支撐系統不成熟。服務不僅僅是指咨詢、注冊,還有項目設計等。慈善家的捐贈額度已經動輒幾十億,我們只能設計幾千萬的項目,能力上有差距。

  總的來說,我們現在的內在組織方式、行為方式、內在機制,和社會需求存在著極大的差異。如果說政府和社會的慈善熱情是一大桶水,那么我們公益慈善界的習慣架構還是碗。這是目前我看到的,也是非常焦慮的。就像我們行業內最大規模的那幾家基金會,資金量其實也并不大,讓他們再承接幾十個億的話,確實有點難。

  《公益時報》:那么在公益需求上,這十年發生了哪些變化?

  王振耀:簡單來說,就是現代慈善與傳統慈善的變化。這個變化其實是從2001年之后,最近這18年,國家的福利制度取得了長足進步。在政府沒有行動的時候,主要靠慈善組織,那么政府有所行動之后,慈善組織怎么轉型?這時候,可能就轉向跟政府合作,花政府的錢,接受政府委托。

  此外,對心靈的關注,是現代慈善的重要內容。比如留守兒童、老人的心靈關懷,對家庭暴力的關注等,這些都是過去關注度較低的事情。

  而在方式上,現在大家關注影響力投資,希望做社會企業,希望在解決社會問題的同時賺一點錢。政府現在還鼓勵慈善信托。很多新的事物撲面而來,我們公益界還不太適應。

  政社協調需要更多溝通

  《公益時報》:2008年的時候,您還在救災司工作,從您的角度來看,汶川地震對推動我國防災減災政策、制度有哪些影響?

  王振耀:汶川地震對中國的災害應急救助體系,是一次巨大的考驗。中國政府當時的行動和創造,其實也為世界做出了貢獻。后來日本3·11大地震,日本政府專門請我作為專家去做咨詢(那時候我已經離開民政部),他們很尊重汶川地震的經驗。國家的四級響應體系、國際合作機制在汶川地震中得到了體現。政府和人民、媒體、國際形成了非常良性的互動。

  中央現在總結經驗,專門成立了應急管理部,把過去的幾個大的應急系統,整合到一起,從制度設計上增加了合力,但幾個方面還需要磨合。

  《公益時報》:您曾在采訪中表示,從2012年開始,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基本形成了良性互動,很多年前雙方是互相埋怨的。這十年來,雙方之間的關系經歷了怎樣的變遷?

  王振耀:以我這個當時的救災司司長為例,其實剛開始對民間組織救災是不了解的。2008年以前,我們不了解民間組織在應急響應的時候能有什么作用,只想到募款、捐款,募款之后也希望他們打到政府的賬號上。那時候一般公布三個賬號,民政部一個,還有中華慈善總會、中國紅十字會總會,捐款都往這兒打。2008年以前是這樣的,個別時候有民間組織來救災了,我們覺得來了也沒跟我們協作,怎么回事?而社會組織則覺得政府也不跟我們溝通,有時候互相有點埋怨。

  汶川地震帶來了很大的改變。剛開始也沒想著民間組織有多大作用。地震剛發生的第一周,民政部沒有開門接受捐款,鼓勵向民間組織捐款。很快大家覺得大災面前政府必須要綜合協調,就先公布了十幾家公開募款的機構,有的組織沒在名單上,就來找我們,說你看民政部批準的我們的章程里,寫著有救災,我們覺得的確應該鼓勵。

  互動、學習就是這樣開始的,而且是很生動的學習。那時候手機通訊已經方便了,往往一個電話直接打過來:“我們應該去哪兒?”就開始協調,后來甚至國際民間組織,我們也來協調,之后的溝通就越來越順暢。

  開始雙方只是接觸,到汶川地震是爆發。這期間有2005年的中華慈善大會,從2005年到2008年,不斷有對話。這也得益于民政部將慈善處設在救災救濟司,這樣救災司就必須推動慈善工作,工作之中就理解了慈善組織,救災就自然和慈善融合了。

  2005年中央號召共產黨員獻愛心,中央政府的公務員錢也不多,但也都捐,領導也捐。捐的時候大家就發現,操作上有很多方法需要改進。自己一捐才發現捐贈時候的焦躁,需要透明、需要回饋,也討論怎樣免稅。政府工作人員對慈善捐贈都有了認識,政策調整也就容易了。這是其他國家政府都沒做過的。

  我離開民政部之后,建立了北師大中國公益研究院,它也成為一個重要的橋梁。毫無疑問,像救災、慈善、福利的政策,原單位發的文件我理解肯定會快一點。以各大高校學院、研究院為代表的機構,也與政府形成了互動機制。很多政策的解釋、研究、溝通、對話就有了,沒有變成對抗和吵架。在這樣的過程中,民間與政府的關系越來越密切。

  到十九大的時候,民間組織也沒想到,十九大這么充分肯定社會組織的作用,我們都很意外。得到政府的重視,我們更應該做好這個對接工作。

  公益行業的組織方式離老百姓還很遠

  《公益時報》:2008年的捐贈總量有了巨大突破,但看比例,這些年來企業捐贈一直占多數。

  王振耀:中國社會力量的增長、民眾愛心的增長,其實經歷了一個過程。

  以前咱們貧困啊,像上世紀90年代初華東水災,募捐主要來自港澳臺和其他國家,募捐量是超過大陸的。1998年抗洪的時候,第一次境內捐贈超過境外,當時我很感慨。2003年非典捐贈額接近40億元,2004年印度洋海嘯,我國民間向境外捐款6億多。這些大數我現在還記得。

  民間展現出越來越多的善意。政府有一個消化過程。在捐贈中,民間組織、捐款人都向政府提了很多中肯的建議,包括如何實施項目、進行救助,這也改變了我的很多想法。

  但直到現在國內企業大額捐贈占比一直高于公眾捐贈,我認為這就是現在的組織方式不適應公眾愛心的要求,起碼在公眾募款方面就很落后。

  我們的組織方式,離老百姓很遠。跟國外相比,第一,我們社區基金會不發達,國外社區互助也是算捐款的。但國內的社區凝聚力很弱,社區基金會很少,滿足不了人民互助的需求。事實上,社區里聽說哪個樓的誰需要幫助了,號召一人捐一百,大家都會很熱心,但現在沒這個途徑。所有組織的宣傳都是“捐款到貧困地區”,貧困地區要捐,但同時不要忘了,你所在的社區就有很多人需要幫助。

  第二,國外的實物捐贈非常多,比如舊衣物捐贈,折算價格后也可以憑捐贈證明免稅,F在咱們實物抵稅還沒有摸索出一套方式。

  所以說不是因為中國老百姓自私、捐款不夠,是我們的組織方式、體制有缺陷,個人捐贈還存在著不方便。我認為下一步慈善事業的一個重點是社區慈善。社區慈善不發展,中國的慈善就還在天上飄著。

  事情總得要有人做

  《公益時報》:回到您個人的問題,汶川地震的救援對您個人后來辭職做公益有影響嗎?

  王振耀:其實影響很大。汶川地震后,我越了解老百姓的苦難,越了解社會對公職人員的需求,就覺得人生不應該那么刻板。我應該借助這些年的經驗,把它奉獻給社會。

  汶川地震之后,很多慈善政策在不斷調整,反而民間組織有些跟不上政府的節奏。那段時間,我內心很焦躁,開了很多座談會,想推動民間慈善,有時候就覺得推不動。我當時代表政府,我認為一直到現在為止,中央對慈善的熱情或政策的開放度是超過我們民間的。如果民間慈善事業起不來,中國的社會層面是很脆弱的。

  但民間慈善要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去接觸,不接地氣是不行的。那這個事情總得要有人做,我覺得我那時候也56歲了,最合適把這個難題推一下。所以當時李連杰先生邀請,我也覺得應該做。

  你如果有社會責任心的話,其實就會對這個事情很焦慮,不是個人的焦慮,是對社會的焦慮。我覺得很有意義。從2005年之后,接觸到很多慈善方面的朋友,我希望能當好他們的墊腳石,讓他們踩著我的經驗往上走,F在看出來這8年,我覺得很有意義。

  《公益時報》:汶川地震影響了一大批年輕人,他們之中不少成為了專職公益人,對這批曾共同奮戰在一線的人們,您想說點什么嗎?

  王振耀:我想說的是,汶川地震救災已經十年了,整個公益圈,特別是參與汶川救災的這些朋友們,恐怕都應該再做進一步的提升。

  這十年,中國和世界的慈善事業又到了一個新階段,我們也應該再上一個大的臺階。這一次不是大災大難的挑戰,而是提升性的挑戰。它要求我們學的更多,要求我們要去駕馭一些公益金融、環境科學,與國家政策對接。這就需要我們在應對這些大的社會需求面前,做更多的調整。正是在這樣的調整過程中,我們也才能更快地成長起來。?

  我對這十年來參與汶川救災并依然堅持的人們,特別表示致敬、欽佩。他們是社會組織領域的寶貴財富,所以也要珍惜自己,善于把自己再提升到更高的階段。

編輯: 侯力新

王振耀:公益行業的發展與社會需求不匹配

十年前的5月,時任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司長的王振耀在汶川指揮協調救災;兩年后,他從民政部社會福利與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的職位辭職,成立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。王振耀:我想說的是,汶川地震救災已經十年了,整個公益圈,特別是參與汶川救災的這些朋友們,恐怕都應該再做進一步的提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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